印在日元钞票上的学者
2007-09-15 14:58:51 来源： 作者：
在目前流通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印着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年—1901年)。正是这位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学者，在100多年前将原本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扩张。
熟读中国经典，初显叛逆性格
19世纪初，日本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江户时代，当时，中华文明的影响在日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武士阶层，将儒教视为教养的基础。出生于下级武士家庭的福泽谕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中华文化的环境中。从十三四岁开始，福泽就被送入私塾学习经史子集，光《左传》就通读了11遍，成为一个小小的汉学家。
然而，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让小福泽感到异常的压抑，产生了强烈的叛逆心理。有一天，福泽出门时踩上了一堆废纸，结果被哥哥狠狠斥责了一顿：“你没长眼睛吗？上面有老爷的大名！”福泽虽表示了歉意，但内心很不服气：“我又没踩老爷的脑袋！踩一下写着老爷名字的废纸有什么关系！”为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偷偷把家里供奉的神符扔在厕所乱踩一顿，还把叔父家供奉的“仙石”换成了普通石头。每当家人进行祭祀时，小福泽就会躲在一边偷笑。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震惊了全日本，传统的华夷观开始动摇。1853年，4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逼迫幕府开港通商。西方人的船坚炮利让日本人羡慕不已，一时间，全国到处都在大谈学习西洋武器的重要性。第二年，19岁的福泽也加入了这股热潮，他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之后又转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在这里，福泽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开始疏远、鄙视封建的儒家文化。
乘船远渡欧美，叹服西洋文明
1860年，福泽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第一次见到了西方社会的发达。当这些腰里带着佩刀，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
1862年，福泽又随日本使团远赴欧洲考察，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福泽不禁慨叹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他深刻认识了资本主义发达，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回到日本后，福泽立刻开始著书立说，宣传文明开化。他先后出版了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劝学篇》开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福泽还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不能恃强凌弱，“只要真理在，非洲黑人亦需畏服，本着人道，英美军舰亦不足惧！”他意图通过宣传文明开化，使日本摆脱列强欺辱，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鼓吹“脱亚入欧”，倡建“西洋日本”
然而，伴随着日本的国家实力在明治维新之后不断膨胀，福泽迅速抛弃了先前主张的国际公理，提出了“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的谬论。
福泽认为，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以“在亚洲东陲，创立一个新的西洋国(日本)”。那么“良饵”是谁呢？
1884年10月，福泽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东洋的波兰》一文，文章提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野心勃勃地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至此，福泽“文明论”的真面目终于曝光：当自己是弱者时，呼吁“真理”；一旦强大时则提倡“压迫”。这种弱肉强食的亚洲观，最终形成了其“脱亚入欧”的思想。1885年，福泽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
“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福泽的主张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认同，在此后的100多年间，几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脱亚入欧”作为基本国策。
亲自参与侵朝，影响日本百年
福泽不仅是“脱亚入欧”理论的提出者，而且还是积极的实践者，他不仅积极参与了1884年日本入侵朝鲜的行动，还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大力鼓吹向中国开战。当时，年近花甲的福泽不分昼夜地执笔撰文，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大造舆论。他先是宣扬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事关日本前途命运，必须取胜，接着又肆无忌惮地煽动日军抢掠中国财富，称日军“目中之所及，皆为战利品。务要刮尽北京城中金银财宝，无论是官是民”。他甚至还劝说天皇御驾亲征。
日军赢得甲午战争后，福泽认为，唤醒民众的第一大使命业已完成，脱亚称霸东方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使命。于是，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条恶毒的建议，要求清朝割让旅顺、威海卫、盛京省、山东省和台湾等领土。直到他去世前夕的1900年，还建议日本政府应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大举侵占中国领土。
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福泽的确有伟大之处，但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偏见、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这种普遍存在的歧视，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因此，二战后，台湾人民视他为“最可憎恨的民族敌人”，朝鲜人民把他看作是“破坏朝鲜近代化的民族敌人”，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